[摘要] “以房养老”并非我们的独家发明，美国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这种养老模式，而我们国家一些城市的银行也进行过试点。按理说，国务院鼓励探索“以房养老”，给公众增加了一条养老的渠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，从网上反映来看，对此表示疑虑甚至是批评的竟然不在少数。
“以房养老”并非我们的发明，美国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这种养老模式，而我们国家一些城市的银行也进行过试点。按理说，国务院鼓励探索“以房养老”，给公众增加了一条养老的渠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，从网上反映来看，对此表示疑虑甚至是批评的竟然不在少数。
联想到前不久网络上关于延迟退休的讨论，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疑虑，有人是在担心，政府是不是借“以房养老”推卸自身的责任呢？因此，厘定政府在“以房养老”中的责任与权力边界，政府在“以房养老”以及相关的问题上做到不越位、不错位，不缺位，恐怕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，“以房养老”才可能得到顺利推行。
首先是政府的“不越位”。“以房养老”是一种市场行为，是由银行与顾主完全自愿的行为，而不能把它理解为政府行为，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政策性行为。本来，“以房养老”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，并不需要特别说明，但鉴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惯性，恐怕可能将其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来推动，这就容易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以此作为推卸养老责任的疑虑，因此，各地在探索“以房养老”这种模式中，一定要强调自愿。
另一方面，政府在“以房养老”的相关问题上更不能缺位。说到底，“以房养老”在目前的养老模式上只可能是一种补充形式。说到底，政府在养老问题上仍然要起到主导作用，并不能因为新增加了“以房养老”这种新型养老模式而减轻自身的责任。
政府既不能推卸养老责任也不能减轻养老责任，这就要求政府仍然在大力推行完善社保体系，在推进社保资金安全和增值保值上，在统筹城乡养老公平、企事业与公职人员养老公平上，要积极作为，科学合理，公平、公正；在有关推迟养老金发放问题上，要慎重小心；在养老问题决策上，尽量要进行立法听证，达成社会共识。
政府在“以房养老”上的不能缺位还体现在对“以房养老”的政策和法律完善上，要尽量给“以房养老”提供有益的法律和政策支持。比如说，在“以房养老”上一个问题是，根据目前的法律，住宅的房屋土地使用权最长是70年，如果“以房养老”，土地使用权所剩无几，哪个银行愿意接盘呢？
其实，“以房养老”遇到的问题远不止于此，比如未来房价的不确定性，房屋本身使用寿命等，政府应当好好地考虑这些银行和公民可能遭遇的法律与政策难题，能通过法律完善解决的就加快立法步伐，能通过政策解决的，就尽快调研出台相关政策。
“以房养老”模式推出，也并非子女义务的豁免。因此，有了“以房养老”模式，子女仍然须赡养父母，如果父母不愿意“以房养老”，子女不能强迫。即便父母进行了“以房养老”，仍然需要子女赡养的，子女也不能拒绝。当子女以父母进行了“以房养老”拒绝赡养时，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为父母们提供司法救济，争取他们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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